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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人生60岁才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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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10月,我来到剑桥,开始了新的学习旅程。在此之前,对英国人矜持内敛的民族性格有所了解,加上初访剑桥时目睹他们身着长袍、讲究礼数的一套,心里颇有点忌惮。美国人以热情大方、不拘小节著称,在美国我还经历了那么长一段磕磕碰碰,到了英国岂不是更加不适应?
比如说,中国人不熟悉吃西餐礼仪,也不习惯用刀叉,但这在美国不是问题。美国人比较随便,平时吃饭——就算是晚宴也不那么循规蹈矩,高兴起来,他们自己也会十指大动,用手拿起来吃,没有人会觉得这是多大问题,这一点让中国人觉得很舒服。英国人吃饭的刀叉功夫,就是一招一式有板有眼的。

衣着方面,美国人也随意得多,学校里的教授有西装革履的,也有轻装便衣的。剑桥则不然,校园里的教授、学生身着古老的长袍用餐、上课、参加典礼,这种传统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人们用“袍”和“镇”的称呼来区分学校师生和镇上的居民。哈佛是自由奔放的,剑桥有800 多年积累,清规戒律多,有等级色彩,我能适应吗?心里有点打鼓。

没想到,我适应得非常快。有了哈佛的经验,轻车熟路安排听课、泡图书馆、锻炼,主动联系教授、导师,单调而充实的生活,很快找回节奏。在哈佛,由于我几乎是从零开始,多多少少有点怯场,即便有了主动的能力,仍然做不到主动。在剑桥开始的时候,不管语言上还是经验上都有一定基础,使得我敢于主动,也能够主动,学习和生活的圈子一下子打开了。

跟学院对接,确定犹太宗教和文化为研究方向。彭布鲁克学院对研究开展的质量和时间要求很高。赛门·勒蒙特教授给我列了书单,我一看,跟犹太主题没什么关系。拿回家一读,明白了,这几本书都是告诉一个没有受过系统训练的人:社会学科课题研究应该怎么开展,论文应该怎么写,都是一些方法论的东西,基础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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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之后,学院又向我推荐,犹太文化研究中什么问题可以登门请教哪位教授,什么问题又可以去听哪位教授的课,指点给我清晰的研究路径。剑桥对访问学者的要求之严谨,路径之清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这也让我想起了一个问题:我在哈佛的时候,是谁来扮演这个角色?哈佛有一个传统,高年级学生带低年级学生,包括介绍课程,推荐教授,交流心得,指点窍门……我既不是本科生又不是研究生,也就没有高年级学生来传帮带。

到哈佛之后,我和常征来往比较密切。原本认为,作为前万科员工,常征出于热心,也出于对公司的感情,免不了经常拜访前老板,聊聊天。现在想起来,在这种有意无意的频繁交流中,常征和我就是一种高年级学生和低年级学生、指路入门的关系。

在这里也遇到很多有趣的老师。彭布鲁克学院给我介绍一位老师提高英文。这位老师训练办法之独特、有效,让我想起《国王的演讲》电影的故事。从来没有人这样训练过我,我也从来没学得这么快过。我跟老师说,我学的是美国英语,不熟悉英国英语,老师回答:“不存在什么美国英语,世界上只有两种英语,一种是英国英语,一种是错误的英语!”

在剑桥,衣着是个大问题。比如,这次放假之前,我所在的彭布鲁克学院要在圣诞节之前召集教授团、学者团晚宴,通知上没有要求穿正装,而是写着“请打黑领带”。什么意思?我特地问秘书:“你确定是打黑领带?”“确定。”我就琢磨,黑领带是什么意思?可能只是人家一个习惯说法——我想圣诞前夜的晚餐,肯定很正规吧?就穿上晚礼服。

不过又担心:如果“请打黑领带”就真的只是要求打黑领带,到了现场只有我一个人穿礼服,也会很狼狈。于是背了一个包,里边塞一套便装。到了宴会场地外边,偷偷往里瞥一眼,果然全都穿着晚礼服,猜对了。

剑桥处处能感受到等级。例如,每个学院门外,只有fellowship才有停车位,只有fellowship才能把自行车停在门洞里,只有fellowship才有资格在草坪上走。正式集会场合,从每位fellowship的长袍能看出不同等级序列。每天学院晚餐,如果院长在场,一声钟响过后,身着长袍的他会站起来,用拉丁语诵祷文,然后请大家开始用餐。

如果院长不在,很自然地,最资深的那位fellowship会站起来执行这个职责。取食的时候也一样,依照等级资历,等级高的在先,依次排队。通过长袍一眼就能看明白,没有人会乱了秩序。

理论上,如果各位fellowship、学者都不去晚餐,只有我去,用拉丁文领祷的职责就会落到我身上了。问题是我既不会祈祷,也不懂拉丁文,如果真出现这样的极端情况,那还真够尴尬的!

剑桥这些传统,有些是正式制度,有的是约定俗成。慢慢我体会到,这些清规戒律中表现出来的等级制,不是行政和人格的等级制,而是一种学术等级,是出于对知识的尊重,对知识贡献的高度敬重。在这种氛围里,让人感到一种特别的文化力量。

“我思,故我在。”按笛卡儿对人的定义,理性思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征。当人不在理性思考之中时,这人就不是人。理性思考的结果,就表现为发现知识和创造知识。知识的发现与创造,使人成其为人,使人类拥有了与动物世界不同的文明的演进。

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持续积累,是人类文明最宝贵的财富。从野蛮生长到专业生长,是中国发展面临的大关隘。一个社会之中,什么成就是最受大家尊重的?从寻常人的回答可看出这个社会的文明层次。当“这个孩子有官相,长大要当官”成为赞美之词时,当学校的最高权威是行政领导而非专家教授时,这就是一个官本位社会,官员拥有权力和资源,受大众羡慕。

但官员只是财富分配者和秩序维护者,官员并非知识、财富的创造者,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不会是一个知识持续突破的社会,也不会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当带来新知识者和带来新财富者被尊崇时,人们心智的力量才会流向知识创新和经济创新。未来的制度变革,本质就是重新调整社会的价值,尊重什么,否定什么,以此来引导资源的配置。

彭布鲁克学院的教授、访问学者中,只有两个中国人。除了我,另一位是位华人fellowship,也是第一个华人fellowship。他毕业于剑桥,进入传媒领域,商业上成功后,又在剑桥办了一所私人大学,800个学生,主要面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学生。我们认识后,他很惊讶地问我:“怎么这里人都认识你?”他说,作为fellowship,他拥有学校专门提供的停车位,但这么多年在剑桥,与这些英国教授并没有多少交往。

我很快意识到这其中的问题所在:在剑桥,我选择了融入当地生活方式,因为我真的觉得这里好得不得了,这里的西餐也比哈佛的好吃多了,所以晚餐时间我基本全部安排在学院的“哈利·波特式”饭堂。三个月下来,和英国人混个脸熟,见面都会打招呼。而这位非常非常成功的华人老弟基本不在这里吃饭,就融入不了这个圈子。

这个原因的后面,又是因为他有一个中国胃,吃不惯西餐,每顿饭都要回家吃中餐。而英国教授们多在学院里吃饭,来一小杯红酒,就是最好的沟通机会,有时一顿饭会吃到晚上10 点,思想和情感充分交流。这位华人fellowship的中国胃,就使他错过了许多与同事朋友交流分享、相互链接的机会。

这种交流常常会有意外的收获。我在学院食堂里认识一个老头儿,91岁,是个布谷鸟专家。我一听愣了,以前只听说动物学家,顶多细分到鸟类专家、海洋动物专家,这老头儿可好,专门研究布谷鸟!我跟他说,布谷鸟在中国是比较吉祥的,它的鸣叫代表春天来到,催促大家开始播种耕作。

他告诉我,布谷鸟在欧洲是不吉祥的,听了布谷鸟叫要赶快跑开。如果两个人听到布谷鸟叫,谁跑得快,谁就安全,跑得不够远的,灾难就来了。就这样,饭桌上我常常得到许多有趣的信息。

以前万科有一句话,要惩罚谁,就让他陪董事长一起出国。因为我每到一个新国家、新地方,都坚持吃当地食物,其他同事都受不了,因为出去就是吃西餐。

当然后来我也发现过犹不及,因为同事们硬着头皮和我一起吃完西餐,回头再偷偷溜出去找中餐吃。他们很难受,也没有解决问题。但是我自己就是这样过来的,学习西方文化,饮食是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连西餐都不愿意去适应,还怎么适应文化?想要拥抱世界,首先要有一个拥抱世界的胃。拥抱世界的胃,帮我很快融入了剑桥大学的圈子。

坚守一个习惯,就等于向世界关上了一扇门。开放自己,接纳新事物,就是融入新世界。从深圳创业到欧美求学,我一直坚持对外部世界保持好奇,乐于交流、分享、链接,力求去理解、接纳对自己来说是新鲜的事物,海纳百川,纳入外部的新知识、新感受、新资源和新力量。

52 岁时,我登顶珠峰下来,对记者说:“50岁是一个成功男人辉煌的开始。”现在63岁,我感到,人生60,才是开始。

打开自己,自我更新。追求完美,允许残缺。

(本文摘自王石新书《大道当然——我与万科200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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