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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没有血迹——上海陆家嘴渡口“一二·一〇”惨祸记实

这是1988年我与瞿鹭合作的一篇报告文学。这次,为了撰写这本书,我将它翻出来看,竟把自己感动得热泪盈眶。所以我相信,虽然文中所述的事情已时过境迁,但它对于更深地了解上海人,仍然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故特将之节选一部分收入本书中,是为志。

“灾”这个字,本来写作“災”,上“水”下“火”,水火为灾。从这个字也可以看出我们民族的一些秉性。我国最早的阴阳五行学说中,金木土是相对稳定的,恒常的,守矩有序的;而水火则是活跃的变动的,难以驾驭的。也许我们的祖先潜意识里喜静不喜动,求稳而怕乱,因此,草木有情,顽石通灵,抟土为人,炼石补天,土地跟天空一起被奉为神祗,每年配享祭祀。而水与火虽然直接孕育了人类的文明,却被视为无情之物,视为祸害的渊薮。

从非常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上海陆家嘴轮渡口发生的惨祸,与“水”也沾了一点边。轮渡站在黄浦江畔,黄浦江里淌着水;另外,导致事故发生的天气因素是那天早上有雾。雾,由近地气层中水汽冷却凝结所致,由大量悬浮的小水滴或冰晶构成,这也能联系到水。但这“水”毕竟不是突发的山洪、决堤的海潮。在这一灾难中,也有一股流动着的巨大的毁坏力,但组成这片狂潮的分子是人。

事发的当天下午,当时的上海市市长江泽民立即赶到收治伤员的黄浦区中心医院、仁济医院、上海第一人民医院。他看到许多伤员昏迷不醒,有的在接氧,有的在输液,其中有许多是身强力壮的青年,还有孩子,他感到非常震惊。他沉痛地说:“大雾天怎么会死人呢。”“如果当时有人登高一呼: ‘大家不要挤!’这事故不就可以避免了吗?”

是呀,大雾天怎么会死人呢?上海人素以聪明,能干,谨慎,机灵著称于世;即使在十年动乱之中,上海也没有像其他大城市,爆发过全面大规模的武斗。怎么在这天早晨,上海人会突然失去理智,放纵野性,近乎疯狂般地演出了一幕人相践踏挤压的惨剧?

难怪这一消息传向全国,许多外地人都难以置信。事件发生后数日,笔者的一个朋友到深圳去出差,一位广东朋友问他,你们上海人怎么啦?这么玩命干啥啦?他一时难以解释清楚,就说,快到年底了,迟到就要敲掉一年的全勤奖。一年的全勤奖多少钱啦?广东朋友问。有多有少,各厂不同,他

回答说,有的厂高的要发20元。20元?广东朋友不胜惊异,伸出两个指头乱晃。也难怪他要惊异,在深圳,晚上到高级宾馆去听歌跳舞,喝一杯普通的饮料就要收10多元兑换券,按黑市牌价,便合到20元。

或许上海人后来也意识到这事件惨得有些寒碜,因此,不到一年,上海人已经将它淡忘,或者按弗洛伊德的说法,将它压抑了。现在,在菜场、办公室、食堂、绿化地带、公共汽车车厢,这些最易传播流言与激发牢骚的地方,已几乎听不到有人提起那个事件,那个日子。这是个普通的日子,但是,上海人其实是不能将这一天从记忆中抹去的。

不过无论如何不能将之称为流血事件,因此也不能称之为血的教训。那天清查现场时,人们惊异地发现,死伤了那么多人,地上竟没有显眼的血迹。现场没有血迹!死者绝大多数是因为窒息,医学术语叫做“胸部血液回流阻断”,几同于活埋。所不同的是,盖在他们身上的是别人的血肉之躯。

1987年12月10日天气预报:

天气: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雾,傍晚前后转阴,明晴到多云。风向:偏南转偏北。风力:3~4级转4~5级,阵风6级。最高温度:14 °C,明6~8°C。最低温度:O~2° C,局部地区有薄冰,明0~-1°C,有薄冰。

据社会抽样调查,天气预报是上海市群众最欢迎最关心的栏目。但是这天早晨遇难的人们,大多没能收听收看到这份天气预报。上海当日最早播发天气预报的是电台6点半的早新闻节目,在这档节目播出时,挤在陆家嘴轮渡站浮桥上——也就是在以后的事件中首当其冲的人早就离开了家门。

凌晨4点,住在浦东近郊川沙县顾路乡的潘伯清就准时醒了。他摸黑下床,刷牙、洗脸,然后走出家门,去赶头班车。老潘那年55岁,人精瘦,在浦西虹桥路640号上海整流器厂工作。从浦东的顾路乡到浦西的虹桥路,几乎是东西横贯了整个上海市区,来回总要四五个小时。老潘15岁开始学

生意,40年来,不知有多少时间花费在轮渡和汽车上。

沈烨走出潍坊四村412号大门的时候,天还是灰蒙蒙的,她这么早出门已经有两年多了。她在浦西的市重点中学格致中学念初二.这是黄浦区最好的中学,是无数少男少女孜孜以求的目标。进了这所学校差不多等于一只脚踏进了高等学府。沈烨的家原来住在浦西的卢湾区,一家四口只有10平方米的住房。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全家搬到浦东,面积增加到26平方米,宽敞了许多,但沈烨却宁愿天天起早摆渡过江,“格致”毕竟牌子老。沈烨的成绩在班里属于中上。她并不满足,仗着身高力壮,加入了学校的排球队,该队连续两年获得市“育苗杯”赛的冠军。她的理想并不是想当一个职业球星,参加排球队最主要的目的是考大学时能够加分。

魏彩娣和她的丈夫磨磨蹭蹭直到5点50分,才离开了家门。他们住在浦东塘桥,厂在浦西中山公园后门,路上单程至少要两个小时。8点钟上班,再晚一步全勤奖非得敲掉。怀着3个月身孕的魏彩娣懒洋洋地拖着步子,嘴里嘟嘟哝哝地发着牢骚.丈夫则耐心地听着,搀着她上了82路公共汽车。

在这些赶早班轮渡的乘客陆陆续续出门的时候,雾网也悄悄地张开了。那天的雾属于辐射雾。据说是上海冬季最常见的一种雾,那天辐射雾又十分典型,但回想起来,却似乎有些特别。隔天的《新民晚报》,并没有关于雾的预报。12月9日早晨也有雾,但很快就散去了,并没有影响轮渡交通。这天早晨的雾却历久不散,而且越来越浓。江面的能见度在50米之内。4时30分,从延安东路轮渡发出的第一班船开出后,便大雾封江,原定4时40分要从陆家嘴渡站开出的头班船就无法启航。但陆地上这时的雾却还未浓得影响交通,81路和82路公共汽车依然一批批地把过江乘客载到陆家嘴渡口来,渡口上的人越来越多。

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出事地点陆家嘴轮渡站的情况。陆家嘴很像一个嘴,突出地由浦东伸向浦西。黄浦江流到这里拐个大弯,和苏州河会合,江面陡然宽阔,一泻奔向吴淞口。今天的陆家嘴之所以名闻遐迩全因为它是个最繁忙的渡口,每天从这里上船下船的乘客达20余万人次。这里也是浦江畔最

好的渡口,有两条航线,6艘1000客位的渡船不断地往复对开,最新投入使用的渡船的载运量已增加至1400客位。在上下班运客高峰期间,两条航线,两只码头,总是一条船尚未离岸,一条船已驶到江心,还有一条船已经在准备靠岸了。从这里过江,踏上岸就是上海最繁华的地段,几十个局委办,各家报馆,无数商场酒家,就在外滩这一带。此外,还有18条通往徐家汇、杨树浦、曹家渡、江湾五角场等等上海重要的地区分中心的公交干线。在浦东一侧,从陆家嘴出去不远就是81路和82路起点站,这里是浦东的一个商业文化中心。这里也是过江居民的一个集居地。沿着81路和82路的交通干线往下,这些年新建或扩建的一些居民新村的火柴匣子式的住宅楼一排排地耸立在路边,这些新村中有很大部分职工与学生在浦西上班或上学,这样就大大地增加了轮渡的压力。因为陆家嘴和对江的延安东路站都是交通枢纽,居住在两岸的人都喜欢往这里涌。按照他们的经验,即使乘车兜一点远路,即使上下车、上下船挤一点,总的算起来还是比走别的路线过江乘车要节省一点时间。这样,有许多可以就近在杨家渡、东昌路、塘桥,甚至南码头、泰东路、其昌栈摆渡的乘客,也赶到陆家嘴来,江对面的延安东路站情况也一样。再加上黄浦区本身是商业中心,居住人口与流动人口最多,于是陆延线就成为黄浦江上最繁忙的一条线。

陆延线本来和浦江上的其他轮渡线一样,每侧只有一个码头。1978年经改建,每侧各有两个码头,成为浦江上第一个双码头的轮渡线。当时的设计能力为每天运客7.4万人次,现在的实际客运量是每天22~23万人次,为设计能力的3倍。

陆家嘴轮渡站虽然已经不胜重负,但从外表上看,它还不失为是浦江沿岸气派最大、外观最漂亮的轮渡站,即使江对面的延安东路轮渡站也相形见绌。它是一幢两层楼的白色建筑,顶上还有两座瞭望塔。底层的渡口分为南北并排的两个独立的码头,每个码头中间是进口处与候船室,两边是出口的走道。因为浦江轮渡实行浦西售来回票牌的办法,陆家嘴轮渡进口处没有售票处,也不设收票岗,进出比较自由。穿过候船室出来,是一块面积不大的露天的水泥坪,两侧有铁丝网将出口通道与进口通道隔开。进口通道连接着一座宽5米的钢架浮桥。浮桥两侧有1.3米左右高的栏杆,栏杆上端是30厘米左右宽的槽钢做成的扶手。围栏共有11格,每格长1.7米左右,每格对角斜的拦着一条槽钢,另外,横拦着两根2厘米宽的铁条。桥面由1厘米粗的钢条构成的棱形网格钢板铺成,当初的设计是为了防止乘客上船时走路打滑,因为浦江落潮时,伸向江里的浮桥最大斜度要超过45度。浮桥上搭着遮阳挡雨的天棚,有点像卡车的顶篷,隔1米左右,矗着一根“一”形的铁杆,上面盖着浅黄色的塑料瓦。铁杆的横杆是三角铁,竖杆是圆铁,角铁与顶棚之间有5厘米左右的空隙,天棚高近3米。进口浮桥两侧是两座出口浮桥,宽度要比进口浮桥窄一些,上面也设有顶篷。它们和中央浮桥中间有一条1米左右的空档。轮渡站每一码头各有三道门,第一道是码头进出口大门,是由电钮操纵的两扇大铁门,门上端装有铁槽滑轮,开启时由中央滑向两边。第二道是候船室通往浮桥的门,也是由电钮操作的铁门。第三道是浮桥顶端的铁门,也由电钮操纵,但门面是铁丝网的。这道门是码头三道门中开关最频繁、最重要的一道门。当渡船靠岸,下客完毕后,这门就会打开。当渡船上客结束,将启动时,铃声骤响,这门就关上。然后渡船关门,启航。

渡口外是一条100米左右的通道,很窄,只有两车道.路两边一面是立新船厂的高高的围墙,另一面是毛纺厂仓库的竹篱笆墙。这段路,有点像人体中的直肠,又细又短,到了这里,只能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了。在这段路的顶端,便是81路、82路的终点站了。在平日上下班高峰时,这段路也自然而然地成为轮渡的露天候船室了。

请注意这些细节,否则,就难以瞭望惨祸发生时的现场状况。

7点。

太阳从云层中露了一会儿脸,但雾却越来越浓,一点也没有散的意思。81路与82路的驾驶员,在浓雾中谨慎驾驶,尽管慢了一些,但还是把人们一批批地运送到江边来。这时,已进入往常的轮渡高峰时刻。二号码头关闭着。一号码头的浮桥上却挤满了人,候船室里也很快挤满了人,人们涌向轮渡站外的百米通道。和站在浮桥前端的最早的乘客不同,这些人出门前都可以收听到当天的天气预报与6时15分市轮渡公司通过广播电台发布的轮渡全线停航的通知。但是,通知上并没有说何时恢复通航,因此,他们看到公共汽车在雾中顽强地行驶,就不敢悠悠地在家里等雾散尽了再出门,宁愿到轮渡口来插蜡烛似地站着。轮渡站的广播喇叭从封站后不久就开始响起来,一遍又一遍地极有耐心地进行宣传,劝说聚集在轮渡站内外的乘客散回去。但是先来的人赶个大早,现在好不容易占了个领先的位置;后来的人出门时就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准备到江边来跟雾比一比毅力,所以能够听从劝告的人就微乎其微了。要说这广播宣传也不是一点作用也没有,它的主要作用是加剧了人们心头的焦躁感。

挤在人群中的联合毛纺厂粗纺车间的27岁的纺纱女工陈蓓莉,就不时踮起脚来眺望对江。她的家就在外滩往西第一条马路四川南路上,她和丈夫在同一家厂里工作,一个夜班一个日班轮换着照看孩子。她如果回家晚了,丈夫上班就要迟到,这对一个中外合资企业的职工来说,损失实在太大。陈蓓莉是早晨6点半下的夜班,她匆匆洗个澡顾不上吃早点就奔向渡口,到码头是7点20分。她明知道大雾封江是没办法的事,而丈夫的迟到也已成定局,但她还是恨不得插翅飞过江去,哪怕早一分钟也好。她就在人群的空隙中一寸一寸地往前挤,毕竟柔能克刚,终于让她挤到了候船室前沿。

还有一年多就要退休的玩具十厂的老工人戎履槎,两年前搬到浦东。他家里除了老伴还有三个儿子,老大30岁,最小的23岁,都没成家。原来浦西的住房太小,只有14平方米,搬到浦东来达到18.6平方米,老戎也就豁出来过江了。但18.6平方米对5个大人来说终究还有些拥挤,所以戎履槎站在江边的寒风里,倒并不怎么觉得太苦。

在人群里还有几百名到浦西去上学的中小学生。

时针很快指向8点,不知不觉中,太阳穿透了浓雾,天地为之开朗。这时,渡口外的百米通道上已经站满了黑压压的人群。进入上班高峰期以后,乘客的人数可以说是呈几何级数地增长。到8点,渡站内外已经聚集了二三万人。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上海又是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因此对人的数量有种麻木感。二三万人,在上海人听起来好像区区一个小数,根本不当一回事。到9点开航时,人数又增加到4万。面对这样的人群,高音喇叭发出来的声音,就像在海面上掠过的一只鸟,显得那样的渺小。太阳光一亮起来,人潮就自发地向前涌动。

在事发之后,轮渡站的事故检查报告中,谈到了工作上的一个失误之处,就是在封站时没有及时地将码头的第一道大铁门关上。按规章制度,封站是应该将大门关闭的。轮渡站的候船室很小,最多容纳1000个人。如果铁门关闭的话,开航后候船室与浮桥就可以成为一个缓冲地带。即使有人在奔跑过程中被挤倒,也不致于造成大规模的人挤压人的惨状。但是,如前所述,陆家嘴轮渡不用售票收票,进出比对岸方便,这个好处长期以来也造成了管理上的松弛。轮渡站的三道门,平时只有浮桥顶端的那道门在开开关关,码头的那道大铁门只有晚上12点末班船开出后才关,到第二天凌晨4时多头班船开出前再开,而候船室与浮桥之间的铁门则更是形同虚设。到那天8点发觉形势有些严重,曾经再想关门,但那时门口已经站满了人。如果将人遣开,强行关门,又怕在门外的人拚命地往里挤,会引起新的骚动。但是,真要下决心关门,门还是关得起来的。说到底,人们还是不相信真会发生什么大事故。自有轮渡80年来,还没有发生过一起挤死人的事件。渡口死人是有过的,那是自杀。那天看样子没人要自杀。

好在太阳刚灿烂了一阵,又转身隐没到浓雾背后去了。人潮的涌动自然地停歇下来。但是渡口拥挤的情况,还是通过电话反映到了轮渡公司。

就在轮渡公司经理郑静山接到陆家嘴渡站报告后不久,《新民晚报》的记者也打电话来询问情况。郑经理在电话里胸有成竹地说,黄浦江全线停驶,还未通航,他准备到客流量最大的陆延线去亲自坐镇指挥,增加50多位民警和轮渡工作人员在浦西延安东路渡口维持秩序。一旦恢复通航,先疏散浦东过江的乘客。

条条措施很具体,看来不会出什么差错。

与此同时,在距陆家嘴轮渡站1000米外的公用电话亭前,一个瘸脚的中年妇女,排队等了半个多小时,好不容易才抓到了电话筒。在她身边与身后,还围着排着几十个人,都是要打电话向单位说明情况。电话拨通了,那个中年妇女刚把情况说完,对方就告诉她,已经有一个也住在浦东的工人赶到厂里了,希望她想办法快点到厂来上班。

在陆家嘴轮渡重大伤亡事故发生的当天,上海市人民政府就发出了关于加强轮渡管理、保障乘客安全的通告。通告的第二条为:“职工因轮渡停航而不能按时上班的,各单位可比照公假处理。”

这确实是一条及时、有效的措施,可以说上海市人民政府深知上海人民的心。

还是经济,还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但是,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上海人就只关心钱,上海人要钱不要命。

上海人的确对因迟到而带来的经济损失看得很重。随着市内交通状况的日趋恶化,各单位为了保证正常的生产与工作秩序,都纷纷相应制定了严厉的反迟到的经济制裁措施。许多工厂从奖金中提出很大一部分来作为月度、季度与年度的全勤奖。当然全勤奖不光是对付迟到,还同时对付病、事假,

有的单位连国家规定的婚丧假、探亲假也要扣除全勤奖。但是.对付迟到的战略意义在近年来显得越来越重要。

毋庸为上海人多加粉饰,一二元乃至一二十元钱的全勤奖,能够如此牵动上海人的心,制约上海人的行为,也可以看出上海人普遍在经济方面的窘迫。

说个故事,或许更能说明些问题。

有那么一个女工,在1988年甲肝流行期间,她主动要求到改作临时隔离病房的仓库去当门卫。这个差使要别人去别人推辞不肯去,怕传染,她比一般人要勇敢得多。她要求去是看中门卫工作清闲,可以利用上班时间干些私活。她从一个服装个体户那里接到了一批活,绣一朵花得两分钱。是确确实实的铅角子两分,不是现在上海切口说的两张分——20元。她一天绣下来,还绣不到1元钱。但是,她这样利用上班时间捞外陕,还是引起了与她搭班的另一位门卫的羡慕。那是一个老头,但他表示对飞针走线既有兴趣也有能耐。为了搞好左邻右舍的关系,她不得不将活分一点给那老头做。出于同样的原因,她也把活分给了另一班的另一个门卫老头。男的可能出于生理原因,在刺绣工艺领域天然不占优势,那个服装个体户对他们绣的花质量一点也不满意,一点也没有男性对男性的同情心。他提出,要么由她一个人绣,要么就一个也不让绣。结果,那位女工出于同阶级兄弟保持一致的立场,放弃了每天不到1元钱的外快。

由这个女工的故事,大概可以说明上海人——当然指的是占市民绝大多数的普通工人、职员、教师、机关干部,为什么那么看重那点可怜的钱。

但是,话还要从另一方面来说。驱使几万上海人在陆家嘴渡口争先恐后、前仆后继的,也不仅仅是几个钱。在市政府发布这一通告之前,其实上海绝大多数单位已经实行异常气候不能准时上班不算迟到的办法。不光是大雾天,刮1 2级台风,或者地上积起几寸厚的雪,那样的天只要到厂,是不计较早晚的。在9点钟恢复通航时,4万人中的绝大多数已经绝对迟到,如果只为几个钱的话,要扣也已扣定,用不着那么去拚搏,倒可以回家去睡一觉。问题不在扣钱,恰恰在这样的天迟到不扣钱。钱虽然不扣,话却不能不听。那个瘸脚妇女在电话里听到的不冷不热的话,那天在场的4万人都怕听到。俗话说:冷粥冷饭好咽,冷言冷语难听。上海人可贵的就在这点自尊心,可叹的也在这点自尊心。即使恢复通航,最早走的与最晚走的,到厂也可能要相隔一两个小时。倘若一个厂的工人,一个在第一班船上,另一个在最后一班船上,后到厂的该怎么向领导交待?

因此,都说上海人实惠,想得穿,从陆家嘴轮渡口上海人的心理与行为来看,其实上海人不是那么实惠,也不是那么想得穿。

9点,太阳终于发挥出威力来,把肆虐了4个小时的迷雾扫荡干净。

市轮渡公司决定恢复通航。

人群听到这个期待已久的好消息,没有发出欢呼。他们以比欢呼更为有力持久的涌动,来表达他们的情感。这股力量,通过人与人躯体的接触,迅速传递到浮桥上。浮桥上的人虽然看不到他们的身后已经聚集起了多少人,但他们已经从身体获得的信息中,提取到大祸临头的预感。事后,潘伯清说,他那时已经觉出凶兆。魏彩娣也说,她发觉苗头不对,曾拉着丈夫要走。小姑娘沈烨在接受采访时也说她在8点多钟的时候就想打退堂鼓。陈蓓莉则说她想从浮桥上退下来,退到安全的墙边。但是,在浮桥上的人群中真正想激流勇退的恐怕还只有无锡海运电器厂到上海来出差的厂长许建生。他尿憋得不行,但他走不了。身后不仅是摩肩接踵的人群,其中还有60%是推自行车的。在这种人车犬牙交错的队伍中,你想临阵逃脱,即使有霍元甲那样的功夫,又谈何容易。

浮桥前头的铁门还紧紧关着,后面的人却在锲而不舍地一浪一浪地往前涌。有些有力气的小青年,受不了那份挤,就撑起来坐到浮桥的栏杆上。那些小学生挤得哇哇叫。轮渡公司经理郑静山已经赶到了对江的延安东路轮渡站。他没法过江来,就用电话遥控指挥。陆家嘴轮渡站已经采取了积极的措施。考虑到纠察人手有限,为确保安全,轮渡站还是只开放一号码头。轮渡公司为了将4万乘客尽快地运过江,除了原来的“陆延线”6条渡船全部放空船过江外,又把十六铺“东东线”的全部渡船调来待命。这些船都泊在二号码头及近处待命。只等一号码头原来停泊着的空船装满乘客开出,后面的船就一条接一条地靠上来。公安局崂山等派出所也派来了40多名干警协助维持秩序,主要的力量安排在大门口。公安干警与轮站工作人员组成了一道人墙,用胸膛来抵挡人潮的冲击。还有几个工作人员在浮桥码头与中央浮桥两侧的出口浮桥上维持秩序,监视情况。他们看到小学生们挤得难受,就请中央浮桥上的乘客协助,把这些小孩接到出口浮桥上。他们就从出口浮桥上先把孩子们送上船。这样被优先照顾上了第一条船的孩子有40个。但像沈烨那样长得身材高大,就没人会想到去照顾她。还有些小孩由父母带在身边,也没有被照顾。

终于开始放客了。浮桥前端的铁丝网门一开,人流像瀑布一样地往下冲。客观条件是当时黄浦江正处在最低潮位,浮码头就搁在江边的淤泥上,浮桥的倾斜角大于45。。主观因素就非常复杂,其中有一部分年轻力壮的不守秩序,强行争先也是有的,相信这些人通过这一事件会吸取终生的教训。反正人流已经呈现出失控状态。本来站在浮桥上的一些年高体弱者,有的已经被迫退出这股人流,用手抓住旁边的栏杆直喘气,但还没有人被挤倒。第一条船一眨眼就装满了。铃声大作。渡船关上了铁门,缓缓驶离码头,浮桥上的人却还在往浮码头上冲,势头不减。工作人员早已按钮关门,但这铁丝网门却关不起来。门是用顶部滑轮钢索控制的,力量不是很大。几个小青年拿出在公共汽车站上掰车门练就的本领,一使劲就把门撑开了,从门缝中钻出一个又一个,一共钻出了10个。这时一辆载着一袋大米两袋水面筋的自行车被人流冲到了门前,掌车的是个年富力壮的农民。他拚命掌住龙头,想从门缝中通过,但是,他的膂力再强,也对付不了四面八方涌来的推力。车把卡死在门的铁丝网里,车身立刻翻倒,大米袋与水面筋袋卸落在地,他被后面人一推也倒在地上。身后的人怎么也收不住脚,绊倒在这个人及其车辆、米包上。再后面的人又压上来。霎时间叠起1米多高的人堆。与此同时,后面大门口的公安干警与工作人员组成的人墙,也被人流冲散了。门外近4万人似乎个个是主动的又似乎个个是身不由己地向前涌去……

惨祸顷刻间发生了!

笔者在惨祸发生后问过一些当天挤在码头大门外的人的感受。一个在机关工作的朋友告诉笔者,听喇叭里喊,大家不要挤,前面出事了,码头上出事了,但是旁边的人还在往前涌,你要站也站不住。直到大门关上,大家才停下来,也不知道码头上出了什么事。另一个说,大家都没有想到前面会挤死人。就是门关上了,也不相信前面出了什么大事,总以为大概是有个别人挤倒了,受了伤。还有一个说,那天人那么多,场面很可怕,大家都担心会出事,但是真听见说出了事又不大相信。开始往前涌之前,是有人说今天要轧死人了,但那不过是说说,真发生了事,大家都不相信会轧死人。再有一个说,在后面是不知道前面情况的,那天挤是挤,但在后面挤得还好,大家都跟着人流一步一步往前走,也不是拚命乱挤,也没有人争先恐后制造混乱,想不到前面会死人。

差不多都说“想不到”,“不相信”,也就是说,这件惨祸的发生,超过了上海人的经验范围。

上海人对于挤是有相当丰富的经验与耐受力的,这最突出地表现在挤车上。这种丰富的经验与世界级的耐受力,甚至培养出了上海人的一种自豪感。如果有人挤上车后,几站路都卡在车门口,就会有人跟你来打招呼:“喂,啥地方下车?调档懂不懂?你是外地人啊?”如果你真是外地来出差的,他就说:“上海车子不像你们外地,你要乘车,好好要学学唻!”上海人之间也经常会爆发这样的对话:“你车子乘得来口伐?十六铺柴爿船刚刚上来?”“阿弟,我乘车子你还在穿开裆裤唻。”

挤车也有资历,也成了一门学问。

在这样的挤车运动中,慢慢地,男的失去了阳刚、宽容、谦让、信心和助人为乐的风度,女人失去了阴柔、温和、典雅、微笑和彬彬有礼的仪态,人都变成了一种不阴不阳、不死不活、冷冰冰、硬邦邦、灰蒙蒙、恶狠狠的中性,一种粗暴、浅俗、狭隘、自私、猥琐、绝望的中性。其实,比陆家嘴渡口更为深重的灾难,早就发生在上海人的心里。上海人早就听惯了“挤死人”的叫声,“挤死人”就像“狼来了”一样,上海人的心灵已经对它麻木了。

但这回狼真的来了,人真的被挤死了!

那时是9点10分。

陆家嘴惨祸发生以后,一般的人都以为那辆车翻倒后,后面的人压上去,结果造成了伤亡,死伤的都在浮桥的前部,其实不然。当惨祸发生时,陆家嘴轮渡站是整个地全部陷入了混乱状态。死伤的人在浮桥上、候船室外的空地上、候船室内都有,当然浮桥上的人更惨一些。若从上面俯看,可以看见人群形成一个个的漩涡,漩涡隔开一段距离一个,前后都有,前面的更多。在人群的后面,是一股从门里突进的人流。每个漩涡中心都是被挤倒的人。所以会前前后后形成那么些漩涡,还是出于人的善良的本性,看见前面的人跌倒的人们,跳过去。用足力气收住脚,这样就产生了一股向后的力;隔开一段距离的人看不见前面情况,又被背后的人推着,还是往前冲,这样又产生一股向前的力;在两力的中间,受不住前后夹击的倒下了,于是形成了漩涡,后面的人见到眼前的人倒下,也收住脚,又产生向后的力,与更后面的向前的力交锋,又形成新的漩涡。这一过程发展极其迅速,就像水面上的涟漪,几分钟里,整个码头上前前后后已经乱作一团,响起一片凄烈的叫声。魏彩娣那时站在候船室门旁,人群一乱,她丈夫顾不得她有3个月身孕,猛然将她往墙边一推。她一下子跌坐在墙角里,杂沓的硬鞋底从她来不及收拢的左腿胫上踏过去。

沈烨在事发的时候在浮桥上。她照理应该是能挤上第一条船的,但等放客人群一拥起来,她立刻被挤得透不过气来。这也许是因为她虽然外形长得高大,毕竟没有发育成熟,力气还小;也许因为她在寒风中站得太久,而5点多吃下的泡饭,那时已不能再向肌肉提供能量。她很快就失去了知觉。

潘伯清也是因为体力不济而没有挤上第一条船。他后来也被挤得昏了过去,在昏过去之前感到一把老骨头要被人揉得粉碎。他的感觉完全正确,医生后来的诊断,他是胸部挤压伤与全身多发性骨折。他痛苦地看到,有不少本来坐在栏杆上的青年,一个个身影矫健地跃入江边的淤泥中,还有不少青年高高吊在近3米高的天棚角铁横杆上。到这时候,他不服老也得服老。他昏了过去。

陈蓓莉这时已被人流冲上了浮桥。她是笔者采访对象中当时神志最清醒、意志力最强的一个。她被人流推挤到浮桥栏杆边,推得身子弯了下去。她清楚地知道身子再往下倒自己将会被挤死。她在倒地前一瞬间用力抓住了栏杆的2厘米宽的横档。然后,她将上半身从栏杆的横档间探了出去。她的手怎么也够不到对面出口浮桥的栏杆,两者的距离有1米。她的腰部、背部和双腿被无数双脚踩着,踢着,她一手紧紧抓住横档,一手拚命往前伸,用足全身的力气,发出最简单有力的信息:“救命——救命!”轮渡工作人员从出口浮桥上跑过去,从对面向她伸出手来。她紧紧攥住工作人员的手,就这样被一寸一寸地拖出中央浮桥,拖到出口浮桥上。隔着厚厚的罩裤、尼龙裤、棉毛裤,她只觉得自己的皮肤火辣辣地被从腿部肌肉上剥下来。她没有松手,也没有昏过去。到了空敞的出口浮桥上,工作人员要扶她上船。她说,我不要紧,你们去救别人吧。她扶着栏杆,一步一瘸地向渡船走去。短短一段路上,她看到中央浮桥上许许多多人在绝望地挣扎的惨象。她看到一个男子双手乱舞,口吐白沫,嚎嚎乱叫,显然已经惊吓出了精神病。她还看见有人趴在浮桥上,拚命从桥面的棱形网眼中呼吸空气。她看见有个人一颗右眼珠被挤得鼓突出来,红红的,像一颗杨梅。这个坚强的女人,把这一切尽收眼底,她成为现场情况的一个重要的见证人。

好几个从惨祸中死里逃生的人,都提到一个身材魁梧、肩阔腰圆的民警,说他在混乱的人群中高声呼叫,叫大家不要拥挤,保持镇静。他身边的人被冲倒了,他奋不顾身地弯下腰去抢救。他的身影像灯塔一样在人潮的浪巅上几起几浮,终于倒下去再也没有起来。

这位壮烈牺牲的民警,后来查明,是市航运公安局收审站站长曹宝根同志,共产党员,才42岁。

几乎在伤亡发生的同时,救人的行动也开始了。航运公安局刑警队副队长陈辐宽带领公安干警,在大门口奋力抵住汹涌的人流,强行关门。设备陈旧,机械的力量已不足以同潮涌的人力抗衡,他们只能拼足全力去推门。陈辐宽的腰猛一使劲,突然扭伤,痛得他脑门上汗珠直流。他咬紧牙关,仍然坚持推门。大门终于合拢了,陈辐宽的腰已经直不起来了。

在陈辐宽他们关门的同时,航运公安局政治处副主任陈富庆带人跑到出口通道与进口通道隔离的铁丝网边门前,挥起铘头砸锁,把边门打开,让进口通道上的人群疏散到出口通道上来。在浮码头上的工作人员,那时则在设法把浮桥前端的门打开。门已经被那辆翻倒的自行车卡得死死的。没办法,只得将门从底下撬开。这时的工作效益是前所未有的。事后,工作人员也觉得奇怪,怎么这道宽5米,高2米多的门,这么容易就撬开了,如果在平时来撬,至少得干半天。门撬开后,工作人员把翻倒的自行车搬开,赶快将伤员一个个扶起送上船。然后清出通道,让自己能走的乘客上船。

最初的一阵惊恐、混乱过去了,那些没有负伤或者没有意识到自己负伤的乘客,也自动地加入到救人的队伍中。市检察院一处的赵荣根,被挤在浮桥的后半部分,挣扎了半天,好不容易钻出人圈,透出一口气来。他望着一批批的人从已经打开的边门疏散出去,又看到浮桥上一堆堆的叠压在一起的不省人事的乘客,就又回身跑上浮桥,去帮助抬送伤员。当他抬起第5个伤员时,心猛然抽紧。那就是沈烨。赵荣根只见这个小姑娘面色惨白。他急急将她抬上浮码头,一摸鼻息、心跳已经没有,再一看瞳孔已经散大。他急得叫起来:“有医生吗?医生有没有?”

这时候,轮渡站的高声喇叭里也在喊:“请乘客中的医务人员赶快到前面来,请乘客中的医务人员赶快到前面来,有伤员要急救!”

人群中的黄浦区中心医院的眼科医生刘兴芳,听到广播,忙将怀中3岁的孩子交给丈夫,然后扬起手高叫:“我是医生,请让一让,我是医生!”

刘兴芳挤进渡口,只看见赵荣根和另两位青年在为沈烨做胸外按摩。刘兴芳检查了一下病情,马上凑上去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

装满伤员的第二条船终于离岸了,那时是9点20分。惨祸从发生到那时,只有10分钟时间。这条船上躺着84个受难者,还有19名受难者已由快艇直接送往苏州河边的第一人民医院。在这103个受难者中,有11人当场死亡,30余人重伤,重伤者中有5人因抢救无效死亡,有2人至今昏迷不醒。应该说明,这些伤员,哪怕伤轻一些的,都需住院治疗。至于回单位或家里就医诊治的受伤者,则已无法统计。

不久前笔者在陆延线轮渡站办公室里见到了副站长张晓星和刘金龙。笔者问:“‘一二·—O’惨祸发生到今天,轮渡公司对市民安全过江采取了什么新的措施?”

两位站长的态度非常谨慎,一则他们即将离任,二则此事关系到全局,还是由公司领导出面谈为妥。商量了好一会儿,他们同意笔者过江到陆家嘴渡口新设立的集控室看看。过江后,笔者首先注意到候船室外的通道宽敞了一些,原来毛纺厂仓库的竹篱笆墙已被拆掉改砌砖墙,1号码头南侧出口处也拦上了铁栅栏。集控室的确可以算得上是陆家嘴渡口一个最大的变化。它盖在1号和2号码头的中间,内设带有4个电视监视屏的指挥系统。

值班长张石英介绍说,这个集控室,轮渡站科研小组早就提出要搞,直到惨祸发生后,才花了20多万元搞起来。不过还算是亡羊补牢,目前已经发挥出作用。它可以对进出口7个岗位实行监控,能及时地关闭大门,阻断人流。张石英在渡口干了20年,她眼看着浦东一天天发展,过江的人一天天增多,而渡口设备却依然故我,十分担忧。她说:“摆渡轮一年年调大,从500客位到700客位、1000客位,最大的达到1400客位,但码头只有两个,船不能再多,再大也无法靠了。过去渡口低峰时可以关掉一只码头,只开一条线,现在轮渡也和公共汽车一样,已经没有什么高峰低峰。我从早晨值班到现在,神经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天天攥着一把心呀!”

笔者不由得想起《解放日报》1987年12月19日,也就是陆家嘴轮渡惨祸发生后的第9天,刊登在第二版的一篇报道:

昨天上午8时15分,东昌路轮渡口乘客拥挤,出现险情。潮水般的人流,将一排排自行车撞倒在地;有位乘客的车辆和背包翻倒后,身不由己地被挤到离车5米以外的地方,幸亏民警和纠察人员奋力维持秩序,才避免了一场悲剧。

当时,东昌路2号码头候渡乘客的人流从渡口浮桥一直延伸到85路汽车站。浮桥放客的门一拉开,等在进口处外面的大批乘客一拥而上,难以控 制。

这里是仅次于陆家嘴的一个大渡口,但候渡条件很差,通道狭小,且不远处便是公共汽车站,以致在早晚高峰时人流、自行车将东昌路挤得水泄不 通,交通常常为之阻塞,几乎天天出现进出不得的局面。广大乘客呼吁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及早改变这种状况。

这天并没有雾,地点也不在最拥挤的陆家嘴码头,但报道中简单的描绘已使人不寒而栗。看来令人担心的绝不止一个码头,也不仅是在大雾天。 笔者到轮渡公司找到了上海市交通局副局长陆关宝。郑静山降职后,他兼任轮渡公司经理。

老陆承认这个经理不好当,整天提心吊胆的。他透露说,轮渡更大的隐患还不是在渡口,而是在江上——黄浦江是条繁忙的河道,主航道上,12个小时里要通过6000艘大型机动船,那些小木船船队还不计在内,真可以说是水上南京路。如果哪艘轮船与渡船撞个正着,那就是一船人的生命!

笔者本来还想采访一下原公司经理郑静山,惨祸发生后他是全公司唯一受处分的人,降职为副经理。这件事引起轮渡公司上上下下一片同情,因为中国人天生同情弱者,也因为郑静山确实为改善市轮渡状况作了不少努力,至少他这些年年年打报告给上级部门要求拨款解决轮渡落后状况。可惜的是,笔者未能找到他,他到法国巴黎去考察了。是不是去考察巴黎的轮渡呢?老陆只是微微一笑。

看到一具具尸体,一个个伤员抬上码头,轮渡陆延线的党支部书记当场紧张得昏了过去。就是经验丰富的郑经理,也顿时面孔转色。但他毕竟经验丰富,立刻组织人员到中山东一路上去拦车。一辆辆卡车、面包车、轿车被拦下,载上伤员在维持渡口交通秩序的警车的引导下,火速奔向黄浦区中心医院和仁济医院。

黄浦区中心医院从9点40分开始,收进了44个受难者。其中,只有一人骨折,其余的都是胸部挤压伤,有很多人严重脑缺氧。仁济医院一下子收进了10名完全失去呼吸和心跳的伤员,医院领导马上通过广播台召来了所有能够来集中的外科与麻醉科医生。急救室、手术台,以最快的速度做好准备工作。医生们采用心脏按摩、人工呼吸、气管插入、打开胸腔等种种急救措施,终于把其中大部分重病员从死神手中强夺了回来。直到这天深夜,急救工作还在进行,还有许多伤员没有清醒过来,其中有些人的姓名与身份也无法搞清。

戎履槎是在当天下午醒过来的,他躺在市第一人民医院骨科235床上。他受的伤是左下肢骨折。他对来访的记者,不愿多谈自己的伤,却详细诉说了自己住房的困难。他反复说:“我这辈子苦就苦在房子上。”

陈蓓莉住在黄浦区中心医院三楼病区。她是在当天中午恢复神志的。她醒来时,正在输液,一眼看到坐在床边的丈夫,不禁又惊又喜。这时,她最关心的,就是住院的这些天假期怎么算,算病假还是算公假?伤员们纷纷表示,如果不能算公假,明天硬撑也要去上班。正说着,江市长探望来了。他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今天在陆家嘴渡口受伤的职工,在养伤期间,一律按照公假处理。陈蓓莉这才放下心来,安安定定地在医院里住了5天。

沈烨睁开眼睛时,已经是次日凌晨了。因为伤重,她被转到华山医院,住进了新建的ICU急诊室。沈烨见她的父母都坐在床边,一时搞不清是怎么回事。父母亲把一切经过都告诉了她。告诉她有一个姓赵的叔叔将他救出,一个刘医生对她进行人工呼吸,还有一个姓鲍的叔叔,从船上陪到黄浦区中心医院,又陪到华山医院,一直守候到她父母亲赶到才走。他临走前,还买了桔子放在床边柜上。这位鲍叔叔自己也受了伤。沈烨听了差点儿掉出眼泪。

在仁济医院三楼的一间病房里,有个看模样不会超过10岁的男孩直到深夜还未醒来,他已经昏迷了10几个小时。在这10几个小时里,护士一直守着他,不断地推他揉他,在他耳边呼唤。两个报社的女记者,见此情形,也留下来守候着他。看他这么小,一定不会单独过江,怎么他的父母到现在还不来找他?也许他的家长也在受伤者之列,甚至已经死去?

孩子突然动了一下。护士正要伸手去推他,他突然睁开眼睛大叫:“我要尿尿!”这时,女记者连忙上前拉住他问:“你叫什么名字?你妈妈叫什么?你家住在哪里?”

小男孩不耐烦地摇着头,眼睛半睁半闭,嘴里还是叫着:“我要尿尿!我要尿尿!”

记者和护士为了弄醒他,故意说:“你不说叫什么名字就不让你小便。”

男孩没法,嘟着小嘴说:“张军。”

“你跟谁一起出来?”

“妈妈。”

“你妈妈叫什么?”

“廖静霞。”

男孩撤完尿,爬上床,头一挨到枕头,立刻又呼呼地睡去了,任你怎么推,再也推不醒。

两个女记者去找孩子的父母。她们从抢救室打听到,还有两个妇女尚未脱离危险,估计其中一个可能是张军的母亲。她们下楼,刚到医院门口,只听见一个男人正在跟人说,我叫张贵平,我是吴淞赶来,是来找老婆和儿子的。女记者上前问,你儿子是不是叫张军?张贵平一听,连忙问孩子在哪儿?女记者告诉了床号。他又问妻子的情况,女记者安慰他说,你妻子和儿子都很好。张贵平顾不上谢一声,飞一般地奔上楼去。在第二天《解放日报》公布的死亡者名单中,却赫然写着:廖静霞,上棉十三厂职工。这两个女记者看到这条消息,默默地呆了好久。

十一

陆家嘴惨祸发生后,造黄浦江大桥的呼声又响了起来。

是呀,人们能够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上建造连接欧亚大陆的巨虹,难道不能建造一座连接一个城市两个部分的桥梁?长江上有桥,黄河上有桥,珠江上有桥,尼罗河上有桥,多瑙河上有桥,伏尔加河上有桥,50年前美国在旧金山的金门海峡上飞架起一座跨径达1280米的悬索桥,创造了世界奇迹,后来,在金门大桥的边上又架起一座长达13公里的奥克兰——旧金山海湾大桥,再创世界奇迹,为什么在黄浦江下游就造不起一座公路桥?

上海人想这桥已经想了许多年,上海人为此所作的努力可以另外写一本书。

很早就有人提出,上海要发展,要腾飞,开发浦东是一个关键。倘若浦西人口迁过江去300万,老城区就能轻装上阵,新城区定会迅速繁荣,整个上海的面容立刻能舒展开来,住房、交通、外商投资环境都会大大改善。这比搞卫星城镇或放射状的城市结构实惠多了,浦东与市中心不过一江之隔。

上海市民中有这样一个传说,说日本人曾提出要到上海来搞万国博览会,当时的市长一口答应,说,欢迎,不过要搞只能搞到浦东去,浦西没有地方。既然要在浦东搞世界性的博览会,没有黄浦江大桥怕不行。日本人答应造桥,可是提出的条件也非常苛刻。其中重要一条就是大桥必须造成日本风格的,而且要刻上日本的标志。这太伤中国人的感情了。事情七拖八拖,结果就拖黄了。

关键问题还是造桥要钱,要三四十个亿!

在陆家嘴惨祸发生后的4个月,这件事总算定了下来。要造黄浦江大桥了!报上披露了建造的方案。大桥将建在黄浦江下游江面最窄的南码头。这里江面宽约360米,水深7~10米。大桥的主桥跨径约400米,是双塔型双索面斜拉桥,这个跨径在目前国内属第一。主桥总宽约28米,桥上设6车道。大桥通航净高为46米,5万吨级的巨轮基本可以通过。大桥引桥总长约7公里,近期车流量每天约10000多辆,到2000年估计每天流量可达四五万辆。大桥建成后,只能解决公交车辆和货运机动车的过江交通问题,行人和自行车仍然要从轮渡摆渡。

1988年9月,黄浦江大桥一期工程招标揭晓仪式隆重举行。

十二

最后,简单介绍一下陆家嘴轮渡惨祸善后处理的点滴情况及其微弱的余波。

潘伯清至今没有上班,他已经可以起床了,但是,据他的老朋友说,他的多发性骨折,恐怕直到退休难以痊愈。至今厂里还给他享受公假待遇。戎履槎的情况跟他相似,只是他的住房问题没能因此得到改善。

陈蓓莉出院后,上下班走到渡口就心口发慌腿发软。夫妻俩再三商量,在浦东借了一间10平方米的私房,一个月20多元房租。这对陈蓓莉来说,不是个可以忽略不计的数目。但她认为,房租贵些,房间挤些,买东西不方便些,不过我的心定了。

沈烨比陈蓓莉幸运。她的家在父亲单位的照顾下。1988年5月又搬回浦西。虽然在上海的西南角上,每天乘车上学也够远的,但是避开了黄浦江。沈烨的左臂经半年治疗,已经能打球了。不过,她觉得阴雨天这条胳膊要酸痛,大脑记忆力减退,弹跳力也大不如前。学习成绩也由中上降到了中下。

沈烨的班主任陈维芬告诉笔者一件事,根据市教育局的规定,上海市100多万中小学生都集体参加人身保险。但这件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一直不付给沈烨赔偿费。家长与学校老师几次去保险公司交涉,公司的办事人员一拖再拖,又说要等6个月后看看是否有后遗症。现在10个月过去了,还是毫无回音。这学期开始,沈烨所在的格致中学初三(2)班学生集体退出人身保险。

在事发后50天之内,善后工作全部处理完毕。死亡者每人发给抚恤金4000元至6000元不等。这是按照特殊情况处理的。上海市一般交通事故致死者,规定发给2000元抚恤金。两名至今尚在昏迷中的“植物人”,继续留华山医院治疗,全天由轮渡公司派员照顾,由公司支付一切费用,大约每月3000元左右。

为救人而牺牲的曹宝根同志,他的事迹第二天就见了报,但至今追认烈士的决定还没批下来,作为死难者,他的家属也得到了—份抚恤金。同时,他们搬进了稍为宽敞些的新住房。

刘兴芳在1988年5月被评为“上海职工精神文明十佳”的第10位。事迹是:“在陆家嘴惨祸发生后,主动参加抢救伤员,将一名濒临死亡的女学生救活。”中心医院眼科主任悄悄地奖励了她10元钱。笔者去采访时,她不愿多谈救人的事。笔者跟她聊了一会家常,从中了解到,她这个工作了10年的工农兵大学生没能评上中级职称。

笔者还听到一件不属于善后事宜的插曲。出事当天,有个女工乘较晚的轮渡船过江,因此她是迟到者中最后一个。赶到厂里,厂长就说她有意在外游荡,别人都不算迟到,唯有她要算迟到。当晚下班后,她哭哭啼啼地找到轮渡站来,要站领导出证明,盖公章。第二天,市政府的公告已经家喻户晓,她去把盖有公章的证明交给厂长,厂长当着她的面就把证明撕碎扔掉。那女工再到轮渡站来哭诉,当然,轮渡站领导也爱莫能助。

陆延线多年来一直是市精神文明单位,出事后,摘掉了这块光荣牌。

从惨祸发生到今天,陆家嘴轮渡口只出现过一只花圈。这花圈是一个青年诗人送的。花圈是用摩托车驮去的。诗人感情丰富,但他去时,也不忘请了个律师,以便在出现麻烦时,证明他没有扰乱社会秩序。结果没有出现麻烦。上海人就围着看看。在上海这块地方,就是卖狗皮膏药,也会有许多人

围上去看。诗人与律师在花圈旁守了一个上午,中午他们离开了,下午,水上派出所的民警来把花圈取走了。

1988年4月9日,在惨祸发生的4个月之后,市政府向市人大常委会汇报了“一二.—O”事件的调查情况、处理过程及整改措施,报纸都报道了这条消息。但对上海老百姓来说,他们的注意力已被年初暴发流行的甲肝危害所吸引。当时市民中热衷的话题是,据“美国之音”广播,这次流行的不是甲肝,患者最多只能活10年,大家人心惶惶。许多人都说,龙年不吉利,其实,陆家嘴惨祸与甲肝暴发流行,都还在兔年的尾巴上。

在这次采访中,因为怕勾起死难者家属的伤感,笔者没有去走访他们。16位死难者中,有工人,农民,干部,老人,小伙子和年轻的母亲;最大的71岁,最小的1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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